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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穗积陈重法律五大族的基础上，对其形成、沿革、内容、特征、影响等方面展开论述。

公平正直是我们的法律职业伦理赋予的，在法律职业实践中是必不可少的。53真正的法律体现的是符合自然的正当理性。

在法律职业伦理中，正义等理念被视为法律职业制度建构的必要条件。然而，抽象的正义是随具体的正义现象而改变的，因此，正义的真理只能存在于正义的具体规定之中。亦即，它是一个这样的社会，在那里：(1)每个人都接受、也知道别人接受同样的正义原则。纯粹从词的构成上看，Jurisprudence的原初含义应当是一种关于正当法的审慎活动。最早的正义观是以神学和哲学的形式出现的。

30涂尔干摸索出一条重要的洞见：成功的法律体系不该只是通过惩罚的威胁来强制人民顺从，而应该努力说服人民相信，守法乃是正确而公正的事，因此人人都该守法。仅仅形式的表述具有这种普遍适用性。法治自信 中华法系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具有标识意义的重要概念。

中华民族现代法治文明是在中华法治文明深厚底蕴基础上的现代法治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必然结果。《法律原理学》总论第五章为法系，其中第三节为中国法系。但作为一个法学概念，中华法系发端于19世纪末传入中国的法族概念，其内涵在中华民族艰辛探索法治道路过程中经历了长期建构与重构。（如欧洲大陆国继受罗马法系，美国继受英国法系，日本前此继受我国法系，近今继受罗马、英国两法系之类。

法系与法律系统、法律体系，法律、道德及其相互关系，发展方向、未来命运及其决定因素是中华法系概念演进过程中形成的基本论题，最终表达的是中国法治的过去和未来如何在法治实践中获得存在的意义。随着法系概念的内涵不断被建构与重构，国内学者对于固有法治传统中法律与道德的叙述方式发生了变化。

发挥好道德的教化作用，必须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依法执政基本方式落实好，把法治中国建设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9世纪末，穗积陈重提出法律五大族时明确表达了五大法族之间优胜劣汰的关系，印证此判断的典型例子正是支那法系的解体。历史和实践已经并将进一步证明，这条道路，不仅走得对、走得通，而且也一定能够走得稳、走得好。

通过梳理中华法系概念所包含的基本论题，其表达的问题非常清晰，即中国法治的过去和未来如何在法治实践中获得存在的意义以及两者之间是否能够接续，如何接续？不同历史时期，回答这一问题的不同方式、不同答案，构成了中华法系概念的时代内涵。攻法子不仅全盘接受了法族说，也完全赞同其关于支那法族未来命运的判断，并进一步将解体的原因归结为支那法系只讲道德，不讲法律，不明权利为何物。未可轻人而重己，尤不可轻己以重人。中国法系并非必然解体，其自身包含着存续的依据，只是尚待时人发掘。

这一时期，法系与法律系统的叙事都是以梳理中国古代法制演进历程为主线展开的，此种叙事中包含的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逐渐增强，但以中国古代法制演进历程为主线的叙述方式，即使包含了多个国家横向比较的元素，仍然很容易与法律体系画上等号。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是我们的法治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最大的区别。

如果人人都能自觉进行道德约束，违法的事情就会大大减少，遵守法律也就会有更深厚的基础。走什么样的法治道路、建设什么样的法治体系，是由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的

此判断显然与日本明治维新开始后脱亚入欧的迫切心态和以西洋文明为目标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的价值追求契合。20世纪初，国内学者在译介法系时，并未将其与法律系统法律体系作自觉区分。中华法系并非只讲道德，不讲法律，而是蕴含着德法合治、德法并用、德刑相辅的丰富法律思想，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思想精髓，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清末以后中华法系影响日渐衰微。通观我国古代历史，法治和德治运用得当的时期，大多能出现较好的治理和发展局面。并认为，或许有一种特征可以维持中国法系尔后的生命，甚至或许还可以贡献于世界。

习近平总书记全面回顾了中华法系概念形成百余年以来的话语、学说与基本论题，对之进行系统反思，深刻揭示了中华法系概念的制度内涵、思想内涵与文明内涵，并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1904-1905年，梁启超完成了《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与《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其中多次使用法系一语。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法治文明需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种观点并不鲜见，譬如：所谓中华法系（又称中国法系），是指中国古代产生的以礼法结合为基本特点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制度，以及受其影响而制定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封建法律的总称。

习近平总书记全面回顾了中华法系概念的演进历程与基本论题，深刻揭示了其丰富的制度内涵、思想内涵与文明内涵，并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

19世纪末，穗积陈重提出法律五大族时明确表达了五大法族之间优胜劣汰的关系，印证此判断的典型例子正是支那法系的解体。（三）中华法系的广泛接受1930年初，中华民国律师协会创办《法学丛刊》，树立中华法系是其使命之一，《丛刊》则愿为树立中华法系之先锋。法族概念本身是西方话语影响下的产物，国内学者对这一译介而来的概念及相关学说的态度不断发生变化，从初期全盘接受到长期的建构与重构。近世法学者称世界四法系，而吾国与居一焉，其余诸法系，或发生早于我，而久已中绝，或今方盛行，而导源甚近。

20世纪30至40年代，中华法系的表述被广泛接受，马存坤（1930）、蒋澧泉（1935）、张天权（1945）等先后展开了论述。杨鸿烈显然赞同薛氏观点，薛氏所言虽稍嫌冗长，然究能参酌世界法律思想及法制史演进之情形，以提出中国法系之优点在法律与道德接近，实有注意之价值。

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通向法治现代化的道路也不只有法律移植。古往今来，法治和德治都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中华法系概念具有鲜明的主体性、范式性、引领性，是具有标识意义的重要概念。两种特征分别为：法律和道德非常接近，刑罚非常繁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强调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尽管古人对德法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尽相同，但绝大多数都主张德法并用。这一时期，法系与法律系统的叙事都是以梳理中国古代法制演进历程为主线展开的，此种叙事中包含的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逐渐增强，但以中国古代法制演进历程为主线的叙述方式，即使包含了多个国家横向比较的元素，仍然很容易与法律体系画上等号。之后又从黄帝斩蚩尤于中冀开始介绍。

中国法系并非必然解体，其自身包含着存续的依据，只是尚待时人发掘。 【摘要】中华法系萌生发展于中华大地，为千百年来国家治理与社会运行作出了重要贡献。

攻法子还断言：支那不言法治则已，欲言法治，则惟舍支那固有之法系，而继受罗马及英国之二新法系，然后国民法律之思想得以渐次发达进步，法典可期其完成也。中华法系概念所包含的中国固有法治传统没有断裂，也不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法治文明的障碍，而是中华民族面向法治未来的优势与根基。

外在因素直接促动了中国的法治现代化进程，但法治发展过程中循常不变的因素以及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需要我们对之具有非常清晰的认识。而该书被当代学者译为《世界法系概览》。